如果它与国家结成一体，它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当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区之内，背倚王宫，横卧在财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头砍下去，就能切断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线；只要一个小小律师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这斧头就砍下去了（指主张取消贵族爵位世袭制的律师迪潘）。这个人自吹曾机敏巧妙地从刽子手手中夺回了好几个人头，实际上愚蠢地毁掉了不少庞大机构。贵族爵位的世袭权和长子世袭财产权，经他一讽刺嘲笑，便丢掉了。鲁瓦耶一科拉尔先生发表的演说尽管十分精彩，也无济于事。这里的事例和教训，值得将来记取。如果法国的寡头政治没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狱时，则会有难以名状的残暴行径，所以就应孩只考虑它的棺椁问题了。不过，外科大夫的手术刀虽然使人感到冷酷无情，有时它却会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区如果肯推举一个领袖和制订一套体系的话，即使在受迫害时，也可以比胜利时更加有力量。
现在，将这半政治性的简介概括一下，并非难事。缺乏远大的目光，许许多多小错误累积成一大堆问题；每人都忧心忡忡要恢复有钱有势的地位；明摆着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乐却会损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带来虚伪；有几位头脑清醒、颇有见地的人看问题十分准确，进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宫廷中的敌手为这种抵制设置了种种障碍。外省的贵族往往比宫廷贵族血统更纯，然而由于常常受到触犯，也已渐渐疏远。所有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圣日耳曼区极不协调一致的风习。
在体制上，它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行动上，它前后不一，既不完全讲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秽下流，既不腐化堕落，也不伤风败俗。它既没有完全抛弃损害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总而言之，不管个人如何软弱无能，党派仍用一切伟大的原则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些伟大的原则便构成了各国的生活。不过，要壮年丧命，不这样又怎样呢？上面列举的人物，它挑三拣四，一个也看不中。它从前趣味高雅，有潇洒的轻蔑神情。但是，到垮台时也没有任何夺目的光彩或骑士风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国外，还表现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国内，就只表现出某些利害关系了。文学界的几位著名人士，讲坛上的获胜者，塔莱朗先生在法国议会的成功，征服阿尔及尔，还有几个在战场上重新声名大振、载入史册的姓名，都向法国贵族显示出，只要它肯努力，还有办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让人承认它的头衔。有条理的人，工作也进行得井井有条。一个人如果懒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表现出懒惰来。同样，由人组成的一个阶级，其面貌与其总的精神状态，与交配着他躯体的灵魂相符。
复辟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既不象往昔的宫廷贵妇那样对自己的品行不端表现出一种放肆的傲慢，也不象她们那样，以后来的美德补赎罪过以表现出小小的伟大。这种事后的美德往往在她们四周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辉。这时期圣日耳曼区的女子并无十分轻佻的举动，也毫无十分庄重的表现。她们的激情，除了几起例外，都是虚假的。可以说她们在纵情享乐。这些家族中有几位妇女过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式的布尔乔亚生活。这位公爵夫人竟然将自己的双人床显露在前来王室大厦拜访的人面前，真是滑稽可笑之至！大概只有两、三位女子继续保持着摄政时期的风俗习惯，在比她们更为灵活的妇女心中引起一股厌恶情绪。
这类新型的贵夫人对社会风习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她们原是可以大大施加影响的，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举行英国贵族妇女那种隆重的表演嘛！但是她们犹豫不决，幼稚地固守在古老的传统中，被迫作出虔诚的样子，将一切、甚至将其优秀品质都遮掩起来。这些法国妇女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设立沙龙，让社会名流前来学习学习什么是风雅和优美。昔日文坛上她们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声音，社交活动的生动表现，现在完全无影无踪了。而一种文学没有总的体系，它就不能形成，就要与其时代一起解体。
某一时代，在一个民族当中形成特殊的一群的时候，历史学家几乎总会在这一群人当中遇到一个主要人物，概括了他所属的那群人的美德和缺陷：例如胡格诺派中的柯利尼，投石党内的助理，路易十五治下的黎塞留元帅，恐怖时期的丹东等。这种将一个人与他的历史行列面目统一起来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常理的。为了领导一个党派，难道不需要统一思想么？为了在一个时代中大放光华，难道不应当代表这个时代么？有时党派的头目明智而谨慎，却也常常不得不服从追随这个党派的民众的成见和疯狂的举动。某些历史学家，他们远远离开民众可怕的骚动，冷静地判断在伟大的可载入世纪历史的斗争中，什么是最必要的激情的，他们常常指责党派头目的这种行动。实际上这些行动正是在上述不得已的情况下产生的。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闹剧是如此，在更狭小的范围内，即人称之为风习的民族悲剧中，其个别场景，也是如此。
在复辟时期那段短暂的日子——如果上述看法正确，圣日耳曼区正是不懂得如何使这种日子稳定下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少妇昙花一现地成了她所在的社会阶层本性最完美的代表。这是既高傲又脆弱、既伟大又渺小的本性。
这位女子表面上受过教育，实际上愚昧无知；她满怀高尚的情感，却缺乏一种思想将这些情感统一起来；她将心灵中最宝贵的财富都耗费在服从社会习俗上；她随时准备反抗社会，却犹豫不决，由于顾虑重重而不得不虚情假意；她没有多少毅力，却很固执；没有多少热情，却很容易着迷；没有多少勇气，却很任性；极端女人气，长于卖弄风骚，典型的巴黎女人；喜欢富丽堂皇，喜欢盛大的交际场合；从不动脑筋思考，要不就是考虑得太晚；极为不慎重，几乎达到浪漫的程度；傲慢放肆无以复加，内心深处却很谦恭；炫耀自己的力量，如同一根高高挺直的芦苇，然而，也正如一根芦等一样，遇到一只强有力的手，便随时会弯下身去；大谈特谈宗教，实际上并不喜欢宗教，却又随时准备接受宗教作为结局；她可能干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来，有时却为了说一句刻薄的话而忘记摆出英雄气概；年纪轻轻，娇艳欲滴，周围人们的各种名言警句使她变得老成持重，但她的心并不老；虽不曾实行那些人自私的生活哲学，却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哲学；具有阿谀奉承者的全部缺陷，却也具有少女的全部心地高洁之处；怀疑一切，有时却也任凭自己相信一切。
这样一个地地道道性格十分复杂的女人，该怎样解释她呢？如果为这位女子画一幅肖像的话，最绚丽的色彩形成强烈的对比，又构成富有诗意的模糊一片，因为有一种圣洁的光辉、青春的光彩赋予这模糊的线条以整体的概念。这样一幅肖像难道不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么？风韵使她成为浑然一体。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地方。那些激情，那些似是而非的激情，那种向往伟大而并无行动的意图，那渺小的现实、冷漠的情感和热烈的冲动，都是极其自然的，是她本人所处地位所致，是她所属的贵族阶级地位所致。她很了解自己，而且在她的姓氏保护下，骄傲地置身于人上人的地位，在她的生命中，正如在贵族的生命中一样，有美狄亚的“自我”观念。美狄亚生命垂危时不愿死去，但她既不抬起上身，也不将手伸向高明的医生，既不触摸任何东西，也不让人碰她一下。她觉得自己是那样虚弱，甚至觉得已经变成了粉尘。
这位女子，人家叫她德·朗热公爵夫人。
一八一六年，法国王政复辟时期日益完善时，她已结婚四年左右。这一时期，路易十八受到百日革命的启发，不顾他身边的人如何看法，终于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及所处的时代：但是，此后路易十八被疾病击倒时，他身边的人仍然战胜了这位只差一把斧子的路易十一。德·朗热公爵夫人父姓纳瓦兰，属公爵家族，自从路易十四年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信守着绝不将自己的贵族头衔让给其姻亲的原则。这个家族的女儿们，和她们的母亲一样，或迟或早总会在宫廷中有权坐凳子（指在国王或王后面前可以坐凳子的特权）。
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十八岁的时候，走出深闺，嫁给德·朗热公爵的长子。这两家当时都被上流社会排斥在外。但是后来法国遭到入侵，保王党们估计，唯一结束战争苦难的办法，便是波旁王朝的卷土重来。德·纳瓦兰公爵和德·郎热公爵一直忠于波旁王朝，高贵地抵制住了皇帝（指拿破仑）战功的一切诱惑。结这门亲事时，以他们的处境，自然应该遵照两个家族的古老原则办事。于是，美丽而贫寒的安东奈特·德·纳瓦兰小姐嫁给了德·朗热侯爵先生（贵族封号为世袭。父为公爵子则为侯爵父死后，子才能继任公爵，依此类推）。德·朗热侯爵的父亲在他们婚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波旁王朝复辟时，这两家恢复了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职位和头衔，重返直到那时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活动舞台。在这新的政治界中，这两家成为最显要的头面人物。当时的潮流是卑鄙无耻、假装归顺，公共道德却乐于承认这两个家族毫无瑕疵的忠诚、私人生活和政治品格的和谐统一。对这几点，各党各派都不由自主地表示钦佩。真正的人物，由于他们高瞻远瞩，奉行明智的原则，能够使人相信法国应实行一种新的大胆的宽容政策，这些人往往会被排斥在国家大事之外；于是国家大事便转入喜欢将原则推向极端以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之手。这也是和解、妥协时代常见的灾难。
德·朗热和德·纳瓦兰家族留在宫廷上层之中，注定要尽自己贵族头衔的义务，同时也注定受到自由派的谴责和嘲弄，指责他们享尽了富贵荣华。实际上他们的家产并没有增加分毫，而国家元首年俸却自由开支，均以交际费用名义消耗殆尽。当然这交际费用对欧洲任何一个君主制国家都是必须的，哪怕是拥护共和制的君主国家也不例外。一八一八年，德·朗热公爵先生在前线指挥着一个师的军队。德·朗热夫人在一位公主身边担任一席职务，使她可以远离丈夫留在巴黎，而不致引起非议。除了指挥军队外，公爵在宫廷中也担任职务、部队在某地驻扎时，公爵将指挥权交给一位旅长，经常来到宫中。
公爵和公爵夫人可说是事实上和心灵上都完全分居，只是不为外人知晓而已。这一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命运为此类家庭契约所常见。世界上最相互排斥的两种性格碰在一起，隐隐地相互摩擦，暗暗地相互伤害，永远离心离德。再说他们每个人又都听凭自己的本性，并且按照习俗办事。
德·朗热公爵，头脑极有条理，可与德·浮拉尔骑士相提并论。他也有条不紊地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爱好行事，恣意追求享乐。他发现妻子性格极其高傲，情感淡漠，乖乖屈从于世俗常规，幼稚地忠心耿耿。按照假装正经、笃信宗教的宫廷风习，在长辈的眼中，她大概是纯洁无瑕的了。此后，他也任她自由自在地按照她的趣味爱好行事，追求自己的享乐。他冷冷地扮演上一个世纪贵族大老爷的角色，将一位二十二岁的女子交给她自己去掌管。
她感到深深受到冒犯。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可怕的优点，就是当她的女性虚荣心、自尊心、可能还有她的美德不被赏识，隐隐地受到伤害以后，她永远不会饶恕这种冒犯。侮辱是公开的，女人乐于将它忘记，因为她可以利用这种机会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说明她是宽大为怀的女人。但是女人从不宽恕形式隐蔽的冒犯，因为她们既不喜欢卑劣的行为，也不喜欢隐蔽的美德和爱情。
德·贝里公爵成婚之际（在一八一六年），大宴宾客时，德·朗热公爵夫人的处境就是如此，虽然还为世人所不知，她自己也未加考虑。那时节，宫廷和圣日耳曼区已经摆脱了奄奄一息的状态和谨慎克制的态度，真正开始了使王政复辟时期政府受害不浅的穷奢极欲。
那个时期的德·朗热公爵夫人，也许出自心计，也许由于虚荣，每次在上流社会出现，身边必有三、四位姓氏和财产都与众不同的女子簇拥或陪伴。作为时装王后，她在宫中有自己的梳妆女官。这些梳妆女官们在其它场合则照搬她的举止和才气。这几个人她选得很巧妙，是专门从不谙宫廷内幕、也尚未进入圣日耳曼区核心的几个人当中挑来的。当然这些人也企图爬上核心地位，无非是权德（权德为天主教九品天神中的二品天神）想擢升到神座附近，进而跻身于人称之为“小朝廷”的上层上品天神权势之列罢了。
德·朗热公爵夫人将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更加有权有势，更能左右形势，自身更加安全。她的“女官们”保护着她不受诽谤，帮助她扮演时髦女子的可恶角色。她可以任意嘲弄男人，嘲弄激情，煽起他们的欲望，接受每个女性赖以生存的来自男子的殷勤和敬意，自己却毫不动心。在巴黎和最上层社会中，女人也总归是女人。她靠顶礼膜拜、阿谀奉承、地位显要生活。最货真价实的美貌，最令人赞叹不止的姿容，如果得不到赏识，便一文不值。有了情人和谄媚的话语，才足以证明她的魅力。没有声望的魅力算什么呢？毫无价值。请你设想一下，一位最风流俊美的女子，孤单单呆在客厅的角落里，她肯定是非常忧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