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逻辑的人见这样做都感到惊奇。德·封丹纳已经六十岁，通常达到这个年龄的人是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老贵族的思想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在这个现代的巴比伦——巴黎——的结果，在巴黎住久了，一切外省人都想丧失他们生硬的性格；德·封丹纳伯爵这种新的政治观念也是得到王上宠爱，听从王上的忠告所致。
带点哲学家气质的路易十八，曾经以改变老贵族的头脑自娱，十九世纪和王政革新时代要求具有这些新思想。路易十八想消灭政党间的分歧，将所有的政党结合成一个，就家拿破仑熔化了许多事物和人一样。路易十八的聪明也许不亚于拿破仑，他采取了和拿破仑方向相反的措施：拿破仑拼命拉拢波旁王朝的贵族和教会，这位波旁王朝末代皇帝则急切地要满足平民阶级和包括教士在内的拿破仑皇朝的拥护者的要求。
德·封丹纳在获悉路易十八的思想以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温和派的一个最有势力和最明智的领袖，一心一意希望各个政党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结合起来。他宣扬立宪政府的各种代价很高的原则，而且全力支持那个政治平衡计策，使他的主人能够在动荡的政局中统治法兰西。当时政局纷扰，即使资格最老的政治家也猜不出议会选举结果，也许德·封丹纳先生私下希望能够趁着内阁变动的机会，进入贵族院当议员。目前他最坚定的原则之一就是除了贵族院议员之外，再也不承认其他贵族，因为贵族院议员是唯一享有特权的贵族。
“一个没有特权的贵族，”他说，“就象一个没有工具的把柄。”
他既疏远拉法夷特，也疏远拉布尔多内派，他热心地促成各派的和解，这项工作的成功，可使法国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和光明的前途。他对那些时常和他来往的贵族世家进行说服工作，告诉他们，以后向军界和行政界发展的机会很少了。他劝说母亲们让子女选择独立的职业或者投入工业，言词之间使他们意会到：依照宪法的规定，军职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迟早要归贵族院议员的子弟享有。照他的意思，人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行政权，他们有选举权，可以担任普通官职，尤其是财政部门，将要象过去一样，永远是平民出身的杰出人物的地盘。
德·封丹纳的这些新思想，和由此产生的为其长、次两女所缔结的明智的婚姻，在家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贵族世家出身的伯爵夫人，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对于长、次两女的幸福而富有的亲事，她曾经一度加以反对，然而当晚上两夫妻睡在一个枕头上的时候，他们就秘密地谈起心事。德·封丹纳先生通过精确的计算，很冷静地向她指出：他们在巴黎居住，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固然是对过去逃亡在旺代的苦难时期的一种补偿，然而家庭的开支和三个儿子的费用占去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长、次两女能够缔结这样富有的亲事，真是天赐的幸运，不能坐失良机。她们不是早晚会有六万、八万或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吗？没有嫁妆的女孩子能够这么有利地嫁出去是少有的事情。而且现在也该是节省的时候了，省下钱才能够重振家业，扩大自己的采邑。
听了这些动听的理由，伯爵夫人让步了，所有的母亲处在她的地位大概也都会让步的。不过她加上一项声明：不幸她已在爱米莉心中培养起高傲的情绪，至少得将爱米莉称心如意地嫁出去。因此，本来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却在家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伯爵夫人和爱米莉用冷淡的礼貌接待两位新女婿。
在这个家庭中，她们蔑视的对象正在日益增加：老二中将指挥官娶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的女儿蒙日诺小姐；老大法院院长很聪明地娶了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盐商的女儿；老三的思想更加平民化，娶了布尔日地方税务局长的独生女儿格罗斯泰特小姐。三位嫂子和两位姐夫进入了政界豪门，周旋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沙龙之间，觉得这种生活既迷人又对他们本身大有好处，因此他们一致同意以高傲的爱米莉为中心结成一个小朝廷。然而这个以利益和自尊心为基础的结合是很不牢固的，年轻的女王免不了时常在她的王国内惹起革命。在礼貌所容许的范围内，经常发生一些争执，使家庭中每个人都养成了冷嘲热讽的脾气，虽然对外还保持一团和气，在家中有时感情就变得不很融洽。
中将指挥官夫人自从丈夫被封为男爵以后，就自以为其贵族身分和她婆婆的门第不相上下；有了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就自以为有权利学她的小姑爱米莉一样傲慢无礼。她时常讥讽地祝愿爱米莉嫁个好夫婿，但同时又简短地加上一句；某某贵族院议员的女儿嫁给平民某先生了呢！爱米莉的长嫂子爵夫人则喜欢以财富和情趣来压倒爱米莉，这从她的衣着、用具及车马上都看得出来。爱米莉有时说出自己的心愿，各位嫂子和两位姐夫总流露出轻蔑和冷笑的态度，使爱米莉怒不可遏，即使用一大堆讽刺的话来回敬他们，也平息不了她的怒气。一家之主的伯爵，感觉到王上对他那种心照不宣而又不大牢固的友谊又有几分冷淡的时候，眼见他的爱女虽然受到姐姐们的藐视嘲弄，却从来未将眼光放低，就不由得更加浑身哆嗦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当家中小小的争执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时候，德·封丹纳先生正指望王上对自己的恩宠能够逐渐恢复，谁知这位能够在暴风雨中把着舵稳步前进的英明君王却倒了下来，患病逝世。伯爵感到自己前途未卜，就竭尽全力，将所有具备入选资格的青年人拉到爱女身边。有谁如果尝过将一个骄傲而又想入非非的女儿嫁出去的艰难滋味，也许能够了解这位可怜的老伯爵的煞费苦心。伯爵努力的结果如果能够满足爱女的心愿，那将是他在巴黎的十年生涯中最后完成的一件光辉事业。他的家庭成员侵入政府各部之中，使他这一家比得上奥地利王室：这个王室到处联姻，大有侵入全欧之势。
为着女儿的幸福，伯爵不厌其烦地拉来一个个求婚者；无奈这位傲慢的少女总是用各种有趣的方法宣布她的裁决，批评她的爱慕者的短长。爱米莉仿佛是《一千零一日》中那位又有钱又美丽的公主，有权在世界各国的王子中挑选丈夫。她拒绝各个求婚者的理由一个比一个滑稽：这个腿太粗，或者是八字脚，那个是近视眼；这个叫杜朗（杜朗是法国最普通的姓，爱米莉嫌太俗）那个又有点跛。差不多所有的人在她眼中都显得太胖。
拒绝了两三个求婚者之后，她变得更活泼、更动人、更快活了，她投入冬季的交际活动，周旋于舞会之间，用尖利的眼睛端详当代的名人，以引诱人家向她求爱自娱，却又总是拒绝人家。
她充分具备着天赋的条件，可以充当赛莉梅娜的角色。爱米莉·德·封丹纳身材修长，体态轻盈，走起路来有时端庄稳重，有时活泼佻达，完全随她的心意。她脖子稍长，使她能很可爱地作出轻蔑和傲慢的样子。她有各式各样的头部神态和女性的姿势，可以使她的微笑或含而不露的话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使人感觉愉快，或使人感觉冷酷。深色的美发和浓密而极度弯曲的眉毛使她的脸有一种高傲的神态，镜子和卖弄风情更使她学会了或牢牢地盯着你，或温柔地注视你，或闭拢嘴唇，或嘴角微微下弯，或冷笑，或温和地微笑等方式，使那种高傲或者更加令人畏惧，或者有所减弱。
当爱米莉想抓住一颗心的时候，她那清脆的声音非常悦耳；如果她想使一个轻狂放肆的青年闭嘴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干脆而简短。她那白净的面皮和晶莹如玉的前额宛如一池清澈的湖水，时而微风吹来，水面起着皱纹，时而风止波平，又恢复了愉快的恬静。
不止一个被她蔑视的青年责备她在演戏；她为自己辩护的方法则是施展技巧，使恶意攻击的人们不得不爱慕她，不得不甘心忍受她的娇媚的轻蔑。她接受一个有才能的男子的敬礼，采取高傲的神态；接待同等身分的人，采取一种侮辱性的礼貌，使同等身分的人觉得自己好象低了一级；对于那些低一级而妄想和她平起平坐的人，她表露出无限的轻蔑。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比她更高明。在她所到之处，她好象不是和人家招呼应答，而是在接受人家的敬礼。即使在一个公主的家中，她的态度和神气也使她坐着的那张交椅变成了王后的宝座。
德·封丹纳先生终于发觉了他最心爱的女儿在全家的疼爱中被宠坏到什么地步，可惜已为时太晚。社交界对爱米莉的崇拜——可是不久也就对她进行报复——使她更加骄傲，吏加自信。众口一词的恭维和赞美，更加助长了她自私的天性；宠坏的孩子象皇帝一样，总是喜欢捉弄所有接近他的人们。目前，她的青春魅力和过人的聪明使许多人看不到她的缺点，这些缺点在一个女子身上就尤为可恶，女子只能通过忠诚和克己才能讨人喜爱。
然而什么也逃不过慈父的眼睛；德·封丹纳先生时常将一些谜样的人生真谛告诉女儿，可惜一点效用也没有！要改正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性格是一桩非常艰巨的工作，德·封丹纳先生受够了女儿的桀骜不驯和好讥讽的脾气，无法将这一工作坚持下去。他只好时常给她一些充满慈爱和善意的忠告。然而他痛苦地发觉，他最温柔的语句在女儿的心上也是一滑而过，仿佛她的心是大理石造的。父亲的眼睛张开得太迟了，以致他过了好久才发觉女儿很少爱抚他，每次爱抚总带着勉强让步的神气，就象一些儿童对母亲显露出这样的脸色：“赶快亲亲我，好让我去玩。”但是不管怎么说，爱米莉总还肯给自己双亲一点柔情。
但是她常常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躲藏起来，很少露面；她埋怨太多的人和她分享了父母的爱；她对什么都忌妒，甚至忌妒她的哥嫂和姐姐们。这个古怪的姑娘费了很大的劲为自己制造孤独、冷清的环境，接着又憎恨这种自找的烦恼和寂静凄凉。根据她二十岁少女的经验，她把一切都归罪于命运，她不知道幸福的首要真谛是在我们自身，却向外界的事物追求幸福。她情愿逃到天涯海角，也不愿缔结象她两个姐姐那样的婚姻；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她却狠命地炉忌她们能够这样富有和幸福地结了婚。
她的双亲吃尽了她的苦头，以致有时她的母亲竟以为她有些疯狂，这个错觉是有理由的：一般出身于阀阅世家的青年女子，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本身又长得很美，暗中就产生了自傲自怜的情绪。她们总以为母亲上了四、五十岁年纪，再也不能同情她们年轻的心，再也不能了解她们丰富的幻想。她们凭着想象，以为大部分母亲都妒忌女儿，都和女儿争艳斗胜，她们强迫女儿穿上老式服装，有意使女儿在社交场中不为人注意或不能压倒她们。女儿们因此就时常暗暗流泪，默默地反抗所谓母亲的专横。
在这种由幻想产生而弄假成真的哀怨中，女儿为自己制造了人生的憧憬，预卜自己有无限美好的将来；她们把梦幻当作现实，在长期的幽思默想中，暗中决定将来她们的爱情只能够献给具备这种或那种长处的男子；她们在想象中描画了一个意中人，她们未来的夫婿无论如何一定要和这个意中人相似。只有在体验了人生，经过了与年俱增的严肃的思考，看惯了社会和它的平凡生活，看惯了许多不幸的例子以后，她们的理想才会失掉美丽的颜色，然后，在人生旅途中，有朝一日她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梦幻中充满诗意的婚姻，她们也能得到幸福。循着这样一个过程，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凭着她那靠不住的智慧，走出了理想爱人的条件，由此也产生了她的看不起人和讥讽人的作风。
“我要他年轻，而且出身于旧贵族，”爱米莉想，“还得是贵族院议员，或者一个贵族院议员的长子。如果在长野跑马场赛马的日子里，我不能够象许多亲王一样，身披迎风飘扬的天蓝色外套，乘坐刻着贵族家徽的马车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宽广的路面上奔驰，那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而且父亲说过，贵族院议员将来是法国最高的荣誉。我要他是个军人，可是我保留随时叫他辞职的权利，我要他得过武功勋章，兵士见了我们就要举枪致敬。”
但是如果这位理想的爱人不是非常温柔体贴，不是仪表堂堂，不是聪明过人，而且不是身材清瘦的话，即使具备了前面所说的稀有的优点，也是不符合标准的。身材清瘦是一种风韵，不管这种风韵如何不能持久——尤其在宴会过多的代议制府里——，但这一条绝无修改的余地。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有一种理想的标准尺寸。一个青年男子如果一眼望去不符合这个尺寸，他便休想使爱米莉望他第二眼。
“喔！我的天！您看这位先生多胖呀！”这就是爱米莉表示极端蔑视的一句话。
依照她的见解，身体肥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是坏丈夫，是不配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在东方，“丰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美，然而爱米莉却认为女人肥胖是一种不幸，男子肥胖则简直是一种罪恶。这些荒唐的见解由于表达方式轻松愉快，还颇能逗人开心。但是伯爵已感觉到他的女儿定出的条件将来必然要成为笑柄，有些乖觉而且刻薄的妇女，早已看出其可笑之处了。他害怕女儿的古怪见解会使她得罪人。他一想到这个无情的交际场可能已经开始嘲笑他那位一直在舞台上作滑稽表演而不下台的女儿，就浑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