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妻，我简单的说：“飞机最多两小时就到。”
然后她走了。
以后我来台北，总还可以见到她吧？有这么一个开始，谁会晓得以後的事呢？然而我是一个奇怪的男人，我想我是不会再来找她了。
（找个把女人上床还不容易，何苦这样。）
在飞机上我闭着眼睛睡觉，空中小姐说我的公事包漂亮，是啊，纯鳄鱼皮的薄夹子，七百六十多镑，伦敦邦街买的。
到了机场，只有司机来接，老王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皱眉头，“太太呢？”
“太太说热，不出来了！”他笑嘻嘻的，“我来也一样啦，少爷。”
我不响，坐上车子。
老王笑问：“少爷有没有艳遇？”
我不出声。
“少爷出门，连牛肉干也不带一包来给我们下人，少爷最规矩，说公干，就公干，其他什么都不理，少奶奶什么都不必操心。”
老王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她叫玫瑰，
她叫玫瑰。
……玫瑰。
很久以前
小陈说，娶老婆要到台北去。
台北的女孩子又漂亮又由又高贵，中文程度好，态度大方，也能吃苦，且没有不中不西那毛病。
在小陈眼睛里，娶老婆如果不娶台北女孩儿，简直是罪过。
陈太太当然是台北人。好象原籍苏州，不过移居台北有三代以上了，精通国语、台湾话，会一点日文、英文，在小陈教导之下，居然还可以说广东话，那广州话虽然说得不怎么好，但略带外省口音，反而可爱。
他们的恋爱是速成的，快得不得了，前后不到三个月光景，就在台北结了婚，小陈随即把太太带到伦敦，小陈太太虽然伸出一双手来如春笋一般，却会弄小菜做家务——小陈那一套理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小陈太太身裁很好，曲线分明，皮肤是不是很白，实在不得而知，但是她一张脸的确是粉擦得油光水滑，香闻十里，头发做得非常美丽，一双眼睛虽是单眼皮，却水汪汪的，反正小陈太太一到，所有的中国女孩子都给比下去了：香港来的太做作骄傲，马来亚那几个更是不用说了，又胖又矮又粗，于是乎，大学里的男生都传染了一个思想——小陈的思想：娶老婆，要到台北去挑。
台湾的女孩子，也就像台湾的水果，尤其像菠萝，因带一点点酸味，一想起来，那口水就淌呀淌的。
小陈太太很好，我们去打秋风，吃一顿，摆明是揩油，她从来不说什么，老是笑嘻嘻的。其实也不见得个个台北女子都像她，反正她是例外，一位可爱的大大。
她老是说：“家明，你看，家里是独生子，今年也廿五六岁了，老吊着不结婚，令尊令堂也很心焦吧，我为你物色一个对象好不好？别怕难为情。”
其实她自己也不过廿五六岁。“你去过台北没有？”她问。
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可是也没追问，我一混就混过去了。
是呀。我去过台北。
我脱口而出：“去过。”说了脸就红了。
在那一年，我也遇见过一位台北小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我在寄宿学校出来，升了大学，妈妈很高兴，亲自陪我逛东南亚，什么地方都去了，我独自喜欢台北，所以妈妈让我留在表姨家多住几个礼拜，就在那个时候，我认得了那位小姐。
她恐怕有廿七八岁了，可是一点也不显老，有一种庄重的神色，偶然间也非常天真活泼的。
那个时候的台北小姐并不见得时髦，不时髦也不要紧，她们都非常的乡气，擦粉都擦在脸上，耳后脖子后都是黄黄黑黑的，当时年纪轻，看着觉得很好玩，像那些做戏的戏子，擦粉擦得太匆忙了，反正很有乡土味道，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因此住得很过瘾。
那一年我廿岁，夏季是极美的，廿岁的男孩子是不怕出门的，我一个人到处走，没到两个礼拜，就晒得黑炭似的，不过头发还是留着原来的样子，见了警察，讲英文，虽然说才廿岁，也已经很坏了，故此长头发就被留了下来。
我见到她，是在一家书店里。那书店是她开的，她在里面做主持，另外雇着一个女孩子做帮手。后来我知道那店是她父亲留下来的，专卖外国书——翻版的，生意很好。
第一次踏进那书店，我真正吓昏了，所有的书都是原值的十份之一，虽然没有原版精美，但是只要看得清楚，还是非常值得的，我没有觉得这是一项非法行为，这简直是侠盗嘛，减轻了学生多少负担！
因我选择了机械工程，故此拚命的买，把一切有关的书籍都捧成一堆，兴奋得不得了，心想这一次回去，可以少跑图书馆了。
我把书拿到柜台付钱，就看到了她。
她一点化妆也没有，头发剪得齐耳朵，直直的，穿一件由麻纱蓝点子的旗袍，非常的好看。
我还没儿过这样好看的中国女子呢？很有点疑惑，就朝看她看。她醒觉了，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就把我那叠书算钱。
她说：“三千六百块。”
我摸口袋，拿着一大叠钞票，数来数去，差八百块。
我的脸红了。她说：“没关系，你留个地址，我们替你送去。”
我说：“书很重的，不方便的。”
她笑了，“没关系。”她说：“你付点定洋。”
我把手上的钱都给她。
她给我一张收条，我接过了收条，看着她的手，她手腕上各戴着一对黄金扭丝镯子。恐怕是很重的吧，那种黄澄澄的颜色，本来是极恶俗可怕的，但是戴在她手上，却非常的中国化。
我当时就觉得，台北是最中国化的地方。
她见我呆着，就向我解释：“下午就把书送到，你把余钱付清了就好，谢谢光顾。”
“谢谢你。”我说。
我会听国语，可是不会讲，只限于“早”，“谢谢”之类的，可以听得出她的国语是非常标准的。
买了那些书，我心安理得的回家，心情异样的好。叫了出租车，到了家门才发觉没有车费，所有的钱都在书店里用光了，只好叫家中的下女出来付。
表姨当时说：“你看这孩子！”可是还笑着。
后来书送到了，我抢着出去看，却是个长得粗粗的后生，心里没有什么失望，当然，她是不会出来送书的，但是看看也好。
表姨又替我付了钞票，又再给我一叠钞票。她说：“你这孩子也可怜，十几岁跑出去外国，简直外国人一样，回了中国地方，看的也还是外国书。”
第二天我又去了。
她还是照样坐在柜台上，我买了几本花生漫画，递上去付钱，她替我包好了，还我。仿佛不认得我的样子。
她有一张鹅蛋脸，眼睛很亮，一种世故的明亮，皮肤是象牙色的，不是白，是那种奶油般的米色，看得出有少妇的风韵，还是穿著旗袍，换了件浅灰的。
我默默的看她，像看一幅画一样。
她又抬起头来，问道：“啊，那书收到了？”
呵，她记得我，我喜悦的点点头。
她又忙着照顾别的客人，我只好回家了。
后来到她的书店去，就成—个习惯，多数买些小说，或是漫画。
她总是笑着，一种含蓄的笑。
那短发与苗条的身段，那种声音。我想我是爱上她了。
有一次她说：“这本《麦田捕手》，你买了三次啊。”
她不晓得知不知道我是去看她的。
又有一次经过她的书店，已经关了门了，而且在下大雨。台北的大雨是惊人的，一个雷接着一个闪电，我虽然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老是觉得很害怕。于是到附近的公共电话用了一下，叫家里的司机出来接。
我站在她书店门口，雨哗哗的下来，脚下汪着约莫两吋的水，我默默的等着，没有伞，没有雨衣。我隔着玻璃看她的书店。她惯用的算盘还搁在柜抬上呢——
“咦，你在这边干嘛？”
我一惊，快快回头，却看见了她，她站在我面前，笑脸迎人。
“你呀！”我说。
她打着一把伞，旗袍拂在膝下，都湿了，脚上穿双绣花鞋，是白缎上一朵红牡丹，这双鞋子是毁了。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她的脚，她的足踝是如此的纤细，我呆呆的看着，真觉得她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人了。
“等车子呀？”她温柔的问。
“是的。”我结结巴巴答道：“是的。”
她点点头，摸着伞，显然也在等车。
“我——你们店不是休息了吗？”我问，那国语是坏透了。
“我在后面结账。”
“啊。”
雨还是下着，我想起一本书，叫《你喜欢巴拉姆斯吗？》一个男孩子，也是这般在雨中等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子出来。
我的脸很热。
“你很爱看书？”她问。那声音是出奇的平静温柔。
我忍不住急促的心跳，“是的。”我说。
“是外国回来的学生吧？”她微笑。
“是。”我如释重负。
表姨的车子来了，停在我面前，女佣人打着伞出来。一边笑，一边叫：“少爷！这里！”
我腼腆的看看她。
她说，“去吧，贾宝玉似的。”那笑意更浓了。
我说：“我送你一程。”冒着雨打开了车门。
她倒呆住了，“不用呢，嗳，真的不用。“
可是雨那么大，我扶她进车子里，然后我也进车。
女佣人关了车门，坐在司机旁边。
她只好把地址告诉司机，说的是台语，没听懂，可是我会问老黄，老黄是个好司机。
我把手帕给她擦手臂上的雨水，她接过了，只是在手腕上印一印，又还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笑了。她笑是非常洞悉的，非常了解的。怎么她有这么多种文呢?
光是一笑，就懂得她想些什么可是她到底想些什么？
车子到了她的家，是一座老式日本房子，大门照例是红的，女们人用伞遮着她出去，我记住了门牌。
“谢谢。”她说；”你别出来了。”
可是我还是站看看她用锁匙开了门，不用说，整个人自然淋得像落汤鸡。
到了家，洗了澡，在房里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愉快的。老黄告诉我，那条路叫新生南路，是一段一零三巷。
我很开心。
她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子。
可是那下女也真多嘴，就把这事告诉表姨了。
表娘来让我听道理：“唉，家明，你有女朋友，就应该带回家来，原来天天出去，是为了这个啊？你住在我这里，就算是我的孩子了，有什么事，我替你作主。你看这，动不动就脸红，还是个孩子呢，就是长得又高又瘦，头发留那么长……。”
我真的是又高又瘦吗？六呎高，一二八磅，算是又高又瘦吗？
下了三天雨，我一直在想她那双白缎绣牡丹的鞋子，怎么这年头，还有人穿那种鞋子呢？雨晴了之后，我又跑到那家店去了。我隔着玻璃看她，她向我笑一笑,
示意我进去。
她跟我说：“我找到了三本新的机械工程书，已经替你包起来了。”
我点点头，拿钱付。
她笑说：“嗳，这是奖给好孩子的，是本店一点小小意思。”
我怔了一怔，她倒是顶调皮的。
孩子？谁是孩子？我笑了，她真把我当孩子了？我远在寄宿的时候！就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笑一笑，“怎么好意思？”
“嗳，国语倒是进步了。”她完全像哄小孩子一样。
我把书拿着，笑问：“国语有进步的小男孩，可不可以请你去喝一杯咖啡？”
她没料到我会来这套，顿时一呆，她犹疑了一刻，突问：“你不怕女朋友？”
我索性撒赖，一本正经的说：“小男孩子，怎么会有女朋友？妈妈不准的。”
她倒没生气，她大方的说：“这里收了工，你来一次吧。”
“好的。”我乐极了，“一会儿见，现在不妨碍你做生意。”我走了。
一直在西门町逛着，走过一个花店，台北一切店铺都挤得要死，只有花店，倒有一点阴凉，我进去看了看，没有什么好花，只有玫瑰。台北的玫瑰是漂亮的，我用手一指，买了两打。
我拎着花在路上散步，走了很久，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走回她的书店去，这个时候，才发觉她的书店叫做“中西书局”。招牌字例写得不俗气。
我推开玻璃门，她不在，那个小女职员说她一回就来的，端把椅子叫我坐，我坐下了，她又倒茶给我，一边偷偷的笑。
我也微笑了，把花搁在一边，拿茶来喝，倒是好茶，显然是上等的乌龙，泡得很浓，有点苦涩，也唯有这样的茶，才可以解暑。
书局里冷气幽幽的透出来。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等一个年纪比我大十年的女子。一个美丽的女子。穿旗袍绣花鞋的女子。为了跟她去喝一杯咖啡。
为了这是一个暑假？
在暑假，学生可以做一点荒唐的事，但是我知道，我是喜爱她的。我喜欢一切属中国的东西。自小泡在外国，回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太多，我会的只是网球，不是打棱角，我从来没有与女孩子默默相对，我们只有热烈的拥吻，甚至是上床，我爱中国的一切，我爱她。
尽管这一切都是傻的，我也可以为她留下来。
她来了。
我站起来，茶杯没拿稳，泼了出来，溅在我的白裤子上。
她微笑着，“我把钱拿去银行呢，啊，这花——？”
我把花递过去，她温柔的接过了。
她即使是走一步路都是温柔的。这样温柔的女子，却答应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子，陪他去喝咖啡。
她微笑，“不是说去喝咖啡吗？喝完咖啡，这花必谢了。多么可惜，这样吧！回家插好了花我们才去，好不好？”
我点着头。
她把玫瑰花抱在胸前，忽然说：“你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我笑了，小孩子。
我们沿路叫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到了她家里。
推门进去，是一个小园子，种着清一色的玉簪，香气扑鼻。进了屋子，窗明几净，阴凉得不得了，四壁挂着字画，我跑去看一看，虽然不懂，也晓得是好货色。我连忙换了拖鞋。
转头向她笑说：“家里倒是高雅得很，怎么开个店，却卖翻版书呢？且是外国人的。”
她并没有生气，她微笑道：“你没听说过，奸商奸商吗？”
我们都笑了。
她就是这点好，有涵养，有幽默感，跟她在一起，是舒服的。我最讨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失约，迟到，闹别扭，使小心眼儿，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大概最好嫁给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做小老婆，也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会得忍受她们的矫情做作。
我比较喜欢大方潇洒的女子，像我对着的这一位，真正“从头看落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上头，风流往上流”。我是尊重她的，可是偶然一两句笑话，也可以放心的讲，不怕她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