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她说：“当心功课。”
我笑，“我功课是很好的，即使没有多大的兴趣，还是做得好好的。这是咱们中国人容忍的美德。”
她忽然一呆，然后是一个微笑漾了开来。
我问：“你冷了？”
“没有。”她说：“晚了，你该睡了。圣诞节，我还以为你们年轻人一定有节目呢。”
“什么节目！不外是跳舞，趁机会跟女孩子搂搂抱抱的，我不爱这一套。”
她看我一眼，“好啦，睡啦！”
我还是笑了！这女人，她一辈子把我当孩子了。
“谢谢你。”我说：“那点心好极了。”
“你有兴趣可以常常下来吃的。”她说。
我问：“怎么念管理科学，也会包饺子呢？”
她笑，“咦，你刚才不是说，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吗？即使没有太大的兴趣，还是把那件工作做得好好的。”
我一呆！她已经下去了。
过了很久我才关门。阁楼里有点“蒂婀拉玛”的香味。我很快乐的睡看了。
在假期里，除了做功课，我帮张太太绕毛线。看她画国画,跟她练书法，与她把狗儿牵出去跑路。还跟她做拉面，包饺子。
我从来没有过过这么活泼的假期，把原先要去瑞士的计划拋在脑后，天天跟她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过时光。
她会说:“嗳嗳，‘方’字要写好，是自己的姓呢，你别胡来！我这支笔可是二等的狼毫，这砚台也是好货！”
等我把一个‘方’字练得端端正正了，我还是没弄明白，她是怎么样嫁给张某的。
我们还替玫瑰接枝呢，她明年想要粉花镶黄边的“匹其的里”种，我们坐在泥地里，戴着橡皮手套弄半天，不知道明年如何。
她有时问我：“这手套、帽子！仿佛是手织的呢。”她很细心。我说是，是一个小女孩子织给
我的，虽然织不好，倒是一番心意，所以我一直用着，她就说我们这一代早熟，早谈恋爱。
我说：“……只不过为了她一头厚厚的红发，红发是很好看的，除了黑发，就是红发了。”
她笑一笑，仍是非常大方得体的，那姿态就跟挥笔临字一般的。
没过几天，她买了毛线来，是一种天蓝色的灰，活脱脱就是英国的晴空，她说花一个星期，就织了一整套的围巾帽子手套给我。那花样是密密麻麻的。
她微笑道：“算是还了礼了。”
我说:“谢谢你。”我呆呆的看着她，心早被感激充满了。
有一次去买东西，掉了一只手套，我骑了一下午的车找，才把它自阴沟边检回来，以后就舍不得再戴，手套有五只手指的，真不知道是怎么编出来的。
她说：“给小孩子做东西，要做得特别漂亮，哄着他们穿，”她很得意的样子，这人，早十年是怎么的样子呢？
有时候我躺在铜柱床上想她。
这张床也是，据她说，一直就在这阁楼上，门这么小，当初不晓得怎么抬进来的，结果也没法子抬出去！所以只好留在阁楼上，擦得亮亮的。可是怕阁楼会塌下来，她笑说。
有一次有个女孩子来找我，是同一系的，也骑个脚踏车，这女孩子对我不错，我见到她金发飞扬在微弱的阳光下，在楼下高声叫：“方，方！”我一看，就奔下楼去，非常感动她在假期还远来看我，就心花怒放的搂着她吻了一下。
我留着她吃了早点才走，又玩了几只歌给她听，然后把她送走了。
黄昏的时候张太太笑说：“这不是，这个是金发的。”被她看见了。
我顿时有点讪讪的，非常的不好意思，好象她总把她空间的时间给我，而我却在招呼别人，是不当的一件事。至于这些日子里，张先生这人在什么地方！我是实在不知道，也不方便问，根本也不想问。
雪晴之后，麻雀就开始出来乱跳。
张太太说，“真不知道是几时生出来的！反正春天还没来，牠们先来，非要把所有的花蕾光顾了去才是。”
我就站在她身后笑。有时候她一回头，着见我满脸的笑容，就会说：“傻孩子，”但也并不生气。
有时候我跟她去买菜，大的小的拖着很多包东西，她不开车，我们总是挤公共汽车，我总是跟她抢着提东西，然后又抢着付钱，把她安排在我内里的位子坐，不知怎地，就有种心满意足的安全感，快乐得难以形容的，想着怎么回去一包包的把那些东西拆开来，怎么帮她下锅，然后煮了一块儿吃掉它们，把骨头分给她的狗，那只西班牙猎犬。她的狗，没有名字，就叫“狗”。
不过有一天回家，是那张先生来开的门。
我顿时一阵失望，把菜全放在门口，就奔上阁楼去了。
那胖胖的张先生笑着一个非常油腻的笑，说：“谢谢，谢谢。”哈着腰。
我皱着眉头走掉了。
他几时回来的呢？我的假期还没有完毕。
后来又觉得不对，这是他的家，怎么有理由不让别人回家呢？我跳起来，拿起了我的“弗兰达”结他，调好了声音，唱我的“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可是声音是非常的哑，使我自己吃了一惊。
我连忙放下了结他。
我烧了一壶水，看着它开了，那小小的茶壶“勃勃”的冒着气，盖子一动一动的，非常好玩，如果她在，我会马上指给她看。
后来我终于拿那水泡了咖啡，一个人喝着。
没多久她上来了，换了一身便服。我让她坐下。
她看着我一会儿，我低下了头，不出声。
她笑说：“你不喜欢张吧？”
我没说什么。
“孩子们总是喜欢好看的人，好看的书，好看的东西……其实他是不错的。”
我想起那回碰见他与个洋婆子在一起的事，益发不开心了，一张脸，大概是很沉的。
她说：“张跟我说，他决定把店搬到利物浦去，那边的生意好，而且有亲戚照顾。”
我一时尚未觉悟过来，还一直在调整结他的弦。
“剑桥城不是不好，但学生大多了，做不到什么生意，于是我说：搬了也好，其实这件事，计划了也一秋了，我总觉得剑桥气氛好点。据人家说：利物浦活脱脱就是香港的湾仔，这又怎么办呢？”
我看着她！渐渐我明白了，呀，就像有谁在我的胸口给了一记闷拳一样，我呆呆的看看她，脸色就变了，她是要搬走了呀。
“不过慢慢总会习惯的。这里的房子，我们卖给朋友了，也是中国人，你不会介意吧？我特别关照好了，不准加房租的，而且他们一家，有孩子，不会太静，那位太太非常勤俭，一定把你的地方收拾得更好。”她微笑着。
“你要……走了？”我问。
“是的。利物浦。张做事总是这样，事先不大告诉我，不遇到时也总有相当妥当的安排，我会把地址与电话给你，你有了空，可以来看我们。”
然后她说了一点关于他们店里的事。
我都没听进去，我唯一知道的是，她要离开我走了。
忽然之间，带着一点气愤的，我的眼泪汨汨的淌下我的脸，停也停不住，我也没有要停住的意思。
她看见了，很是吃惊，连忙来替我擦眼泪，我用手推了她几次，终于抱住她大哭起来，像一个小孩子为了一个同学抱不平的哭，我哭得十分尽情。
我只是断断续续的说：“……请容许我先搬走……”
她先头还怕我的肩膀，后来就默默的抱着我，让我的头理在她肩膀上。
我哭了很久，直至没有什么眼泪了。
然后她也没说什么，看我睡了，把被子替我盖好，她下楼去了。
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眼睛又红又肿，我找到了舍监，请他尽快给我一闲宿舍，他答应星期一。这两天我都没有看见张太太。我没有后悔哭了那么一场，我早说过，她是一个善良可靠的女人。然而她还是替我收拾房间，弄得快快齐齐。
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把她织的毛线围巾与手套折得好好的，藏在箱子底下，到了星期一，我就搬过去了。她是不会不知道的，她一定知道我今天搬。等我把行李都装上了车的时候，她走出来了，身边的是她的狗。约莫是过中国年的时分吧，她穿了丝棉袄，脸色是非常白的，她向我走过来。
她说：“怎么笑也不笑呢？搬家也不可以生气的。”
我说：“我……是一直很喜欢你的。”
“家明，我也喜欢你啊。可是……”她微笑一下，“你不能把圣三一学院住利物浦搬啊。”
就这样，她把一大渍浓墨给化开了，就像她作画的时候。我握住了她的一只手，看着她。
她说：“别闹孩子气，你这个人……家明，又带点女孩子的小性子，好好儿念书，有空寄个信来，喏，这是我的地址。”她塞了一个纸条给我。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来得及问，我以为--我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叫玫瑰。”她轻轻的说。
“你叫玫瑰？”我问：“你应该叫淑贞的啊。”
她微笑，仍然是标致的，四平八稳的一个微笑。
我说：“再见。”
“再见，家明。”她扬扬手。
自她手里，我仿佛可以看得儿我的快乐也跟着落下来。一道虹彩落下来。
我发着呆，然后我上车，搬回宿舍去了。
宿舍比我想象中的好。但是那张床是小小的，被单是白的，浆得挺硬，有种睡医院的感觉，一只小小的洗脸盘。小小的房间，一间间的排满了核条走廊，每个门上一个号码。就像监狱。
我哭了很久，只晓得是刚刚得到的新东西，还来不及细看，就被别人自手中抢走了。
哭了一个春季。
到夏季，因考试的成绩还不错，父母汇了一笔款子来，叫我到处玩玩，我到欧洲痛玩了一次。
回来之后，总算好过得多了。
然而每次在箱子底看见那套手致的毛线围巾帽子，总还是出奇的想念她。
毕竟后来我没有写信给她。
她也没有写信给我。
公干
我到台北十天了。
除了公干，就在酒店休息。说实话，也够累的。这次来的只我一个人，早上七点半就得起床跑厂家，看货色,与经理谈论生意问题，不停的十天，像疲劳轰炸似的，真要倒下来了。
晚上，厂家的老板请我吃饭，请到酒家去——“来来来，陆先生，你第一次来台北，观光观光。”
我去啦，去了一次，贵得不得了的地方，菜也不错，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三岁年纪，美丽得很，温顺得很，听话得很，差点儿没跪下来敬酒，酒来酒去，据说几万台币就完蛋了，这笔账将来可不能算在公司货品头上。
我不喜欢酒家，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欢的，他们以为花点钞票，弄几个女孩子来陪着，呼么喝六，显尽威风，那班女孩子却想：“这些瘟生，不过低声下气，给个笑脸，他们的钞票就到咱们口袋来了，这真天下第一营生。”
不过我不愿做瘟生，也不想把别人当瘟生，去过一次，不是味道，从此婉拒，几个老板都觉得“陆先生”难伺候，到了台北也不找几个临时女朋友，这男人有毛病。
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宝，美丽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况我。
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他们是“人尽可色”。
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对我很有好感，和蔼可亲，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轻轻的，糯糯的，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然后，笑，半掩着嘴，轻轻的，带着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时髦，她们都好看，雪白的皮肤，合格的身裁，态度也过得去，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干瘦浓妆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兴趣。
这几位女秘书问我：“陆先生结了婚了？”
我说，“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
“叫什么名字啦？”
“男的叫思，女的叫恩。”
“很好的名字，听说陆先生在英国念的书？”
她们当真不厌其详。
我是无所谓，摆什么鬼架子，人家与我说话，也是给我面子，一大叠一大叠的文件，不读完脱不了身，闲谈几句，也有好处。不过后来这几个女孩着实被她们上司严责了几句。
当时我答：“是，在英国伦敦念了好几年。”
“念纺织工程吗？现在与纺织打交道。”
我笑了。不不不，我念的是“高能物理”，与纺织一点关系也扯不上。只是祖上连父亲三代都开着纱厂，最近想到台北来投资，想到的自然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派我来调查调查，而我呢，居然也干得头头是道，真是好笑。
我有什么好处？，
我唯一的好处是懂得投胎，我老子有钱，不是那种有几个钱的人，而是真有钱。他的钱也不是苦赚来的，他运气也好，祖父也有钱，咱们家没暴发味道。我父亲从来不花三十多万港币去捧一个歌女，三十万买一对花瓶倒是常有的事，他也集邮，集的是中国古邮票，一大本子。
我是个顶普通的独生子，十八岁时开费拉里地通那。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级，一部E型已经叫她们如痴如醉，那里懂什么通那，我着实清静了一辈子。
后来，后来就溜到英国去了，读书倒用功，自然，十年前生活程度那么低，我一个月的零用是两百镑，暑假到处跑。唉，那些日子。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老子有钱，于是乎我这一生简直活得像丝像缎像花。
据说来了台北，不找女朋友，没地方可去。
我借了一部车，开到阳明山，阳明山是美丽的，一个人踱了很久，忽然寂寞起来。
我来得不是时候，应该春天来，冰凉的，又舒服，现在炎暑，灰尘大，怎么透得过气来，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老了，我想。玩都玩不动了。
妻来了电话，我照例与孩子说几句话，一岁的孩子居然也会叫“爸爸”了，我很开心。
声音里有倦意，妻听得出。
秦安慰我，“台北是好地方，该去的地方你都得去，他们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么？争玩女人，我介绍你去故宫博物馆，包你走进去就出不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玩女人？”
“得了，家明，你那德性，那种女人，你看得上眼？我还不明白你的？你要挑好的，挑到更好的，就扔了我，找那个更好的去了，我就担心那么一天。家明，人家都说你是不玩的男人，我知道你是骄傲……不提了，早点睡，办完事回来。”
知夫莫若妻。
我住在圆山，第一流的酒店。